圖、文／鏡週刊
平價住宅提供借住的最終目標，是幫助住戶脫離貧窮，在理想狀態下，低收入戶在短期內住到經濟穩定後就離開。小萍（化名）是越南人，丈夫阿洋（化名）原是在越南務農的華僑，結婚後丈夫因為父母已移民台灣多年，加上華僑在越南沒有族群認同，因此決定移民台灣。2人沒有專長，阿洋只能當工地臨時工，工作時有時無，而小萍也只能到電子廠當作業員，一個月薪水曾經只有2萬多元。小萍說：「搬來這邊住是打算渡過一個難關，孩子小，開銷多，所以比較困難，因為不用負擔房租，生活穩定很多。」
1970年，政府為扶助弱勢興建平價住宅，然而宣示意義大於執行成效，在當年，每一處平價住宅都興建於偏遠地段，例如安康平宅曾經是墳場。隨著都市發展，平價住宅因為收容了因榮民與榮眷、因越共戰爭而逃來台灣的華僑，以及低收入戶，貧窮群聚的狀況也帶來當地居民的歧視。
陳怡伶是中研院社會所訪問學者，且為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、公共事務與國際研究所副教授，長期關注台灣的居住問題。40年前，陳怡伶進入台北市5處平價住宅進行調查。「當時評估這些平宅是否該改建或遷徙到更遠的位置。因為當時有人認為，那些地方是精華土地，不該讓窮人住。」這樣的論調在都市發展中一直存在。陳怡伶提起位於東區的延吉平價住宅，當年興建時東區仍是一片稻田，隨著都市發展成了地價、租金皆昂貴的地段。
當年的報告結論，認為平價住宅是為德不卒的政策，為何有此結論？「當時檢視所有相關政策，政府在名目上都有做到，但都只做一點點。平宅在民國60年開始，蓋了2千多戶後從此不再增加，即便排隊申請者眾多。因此這個政策的宣示意義，大於改善都市住宅以及貧窮人口居住的問題。」陳怡伶說。
陳怡伶說：「平宅居住者會強調他們的困難，因為他們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。這演變成一個奇怪的社會現象，我們一定要這些人很可憐，社會才會覺得這些人值得幫助。」以低收入戶資格來做為入住的資格申請，使得平宅的管理制度形成充滿矛盾的監視系統，社會局的社工除了協助脫貧與生活支持外，也成為監督者。
「他（社會局）要確認這些人合不合乎資格。合乎資格的時候，這些人受到政府照顧，可是一旦(所得)超越貧窮線，你的福利會大幅縮減。他最終希望脫貧，但貧窮線這麼低，只要超過貧窮線那些福利就不見了，變成這些人一直在這條線上掙扎。這個設計讓許多人停滯在那，因為只要超過這條線，他就什麼都沒有了。」陳怡伶說。
貧窮線又稱為最低生活費，依衛福部公告訂定，各縣市皆不同。以台北市為例，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在1萬7,005元以下，就是低收入戶。申請了低收入戶資格，就可獲得生活補助，每人每月領取救助金額最高到2萬3,800元。
住在平宅的人一旦收入增加，就必須面對低收入戶資格的消失，同時也失去每月繳交600元低廉費用的平宅借住資格，必須在外租屋，面對高房價帶來高租金的房屋市場。也因此，一小部分的平宅借住者往往為了降低政府可查核到的所得，做不用報稅的工作，或者請雇主在帳面上以最低薪資聘用。
台北市社會局長期輔導觀察中發現，平宅住戶一直有脫貧動力缺乏的問題。台北市社會局安康平宅辦公室社工督導黃筠媛說：「要增加租屋支出，他們不見得負擔得起。」一般人若家庭環境的條件改變，會選擇住更好的房子，並想辦法增加收入，但久居平宅的住戶，一旦遇到資格消失，就會盡可能想辦法取回低收入戶資格。
許多平宅住戶往往居至長達10年以上，住得如此久的原因，多為老、病、殘的狀況而難以脫貧。有些住戶能夠脫貧的原因，多為家中孩子長大。黃筠媛說：「我們遇過，因為兒子收入高，對方因此叫兒子減班，減少收入來繼續保有福利資格。還遇過一種是兒子減班不夠，他就辭了代賑工的工作。」擁抱貧窮的標籤來獲得社會福利，這也產生貧窮延伸至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問題。
黃筠媛大學時期曾進入安康平宅社區，花費4年的時間幫此地成長的青少年做生活輔導直到碩士畢業。由於家庭背景殘缺，當地又被貼上汙民化的貧民窟標籤，許多孩子走在偏差邊緣，在學校人際關係不佳被排擠，難以獲得認同，常有強烈無望感。「我們是以大哥哥、大姊姊的方式去帶他們，他們會在我們身上去找認同。」黃筠媛提起一位國中女生。「媽媽精神有一點躁鬱，躁症發作時會因無關緊要的小事對孩子生氣。有一次她晚上9點才來，人很沮喪。問她是不是媽媽打你？就開始掉眼淚。媽媽是莫須有的對她發怒，這對孩子很傷，即便她知道媽媽生病。後來我抱抱她送她回家，讓她感覺有人在引導她。」
安康平宅社工工作室每年舉辦脫貧方案。從105年開始辦理環保公職班，報考門檻只需國中畢業，並有中高齡失業、弱勢身分的報考組，若是考取，一個月薪水4萬元起跳。另有照顧服務員的訓練班，許多平宅住戶長期照顧有身心障礙的家人，在照顧能力上嫻熟，只要到符合長照法資格的訓練機構接受訓練，就能自己接案增加收入，目前安康平宅住戶已有3人考上。
「早期有許多案例擔心一次增加收入導致隔年的福利消失。所以後來修法新增脫貧條款，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脫貧方案，經過輔導成功就業，能以專簽的方式，3年內免記新的所得收入，他能有3年的時間適應，儲備自己的資本來規劃新的生活。」黃筠媛說。
57歲的王秀芝就考取了清潔隊員。她目前正在等待分發，因此仍擔任代賑工的問安員，每天早上固定拜訪13戶以上的安康平宅住戶，許多住戶窩在家中久了都有憂鬱狀況，拜訪時她常試著跟這些鄰居閒聊說笑。她個性樂觀，「雖然很辛苦但還是要笑，把事情想得快樂一點。」
她年輕時在百貨公司當化妝品櫃姐，曾貸款買過一間國宅，但與丈夫結婚後，婆家認為女人不該擁有房產，她只好放棄。然而丈夫家暴，她果斷離婚獨自扶養3個孩子。二兒子有自閉症與癲癇，照顧不容易，對她來說，入住安康平宅對她生活上的支持非常大。
她知道孩子即將長大，搬離平宅的日子也一步步逼近，自己的年紀不容易找工作，所以在社工的幫助下每週認真上課背考古題，練習體試的揹沙包。第一次考80分，沒上，第二次考90分，沒上，最後她以100分的筆試成績考取。雖然即將有穩定的工作，但她對未來仍是憂慮的，畢竟自閉症兒子的照顧是一輩子的事。「如果以後搬離安康平宅，最害怕的，就是很多事情若沒有社工幫忙，我就會不知道該怎麼辦吧。」
對王秀芝來說，重要的或許不是補助金的多寡，而是無助時，能有一個求援的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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