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、文/鏡週刊
平價住宅提供借住的最終目標,是幫助住戶脫離貧窮,在理想狀態下,低收入戶在短期內住到經濟穩定後就離開。小萍(化名)是越南人,丈夫阿洋(化名)原是在越南務農的華僑,結婚後丈夫因為父母已移民台灣多年,加上華僑在越南沒有族群認同,因此決定移民台灣。2人沒有專長,阿洋只能當工地臨時工,工作時有時無,而小萍也只能到電子廠當作業員,一個月薪水曾經只有2萬多元。小萍說:「搬來這邊住是打算渡過一個難關,孩子小,開銷多,所以比較困難,因為不用負擔房租,生活穩定很多。」
1970年,政府為扶助弱勢興建平價住宅,然而宣示意義大於執行成效,在當年,每一處平價住宅都興建於偏遠地段,例如安康平宅曾經是墳場。隨著都市發展,平價住宅因為收容了因榮民與榮眷、因越共戰爭而逃來台灣的華僑,以及低收入戶,貧窮群聚的狀況也帶來當地居民的歧視。
陳怡伶是中研院社會所訪問學者,且為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、公共事務與國際研究所副教授,長期關注台灣的居住問題。40年前,陳怡伶進入台北市5處平價住宅進行調查。「當時評估這些平宅是否該改建或遷徙到更遠的位置。因為當時有人認為,那些地方是精華土地,不該讓窮人住。」這樣的論調在都市發展中一直存在。陳怡伶提起位於東區的延吉平價住宅,當年興建時東區仍是一片稻田,隨著都市發展成了地價、租金皆昂貴的地段。
當年的報告結論,認為平價住宅是為德不卒的政策,為何有此結論?「當時檢視所有相關政策,政府在名目上都有做到,但都只做一點點。平宅在民國60年開始,蓋了2千多戶後從此不再增加,即便排隊申請者眾多。因此這個政策的宣示意義,大於改善都市住宅以及貧窮人口居住的問題。」陳怡伶說。
陳怡伶說:「平宅居住者會強調他們的困難,因為他們要建立自己的合法性。這演變成一個奇怪的社會現象,我們一定要這些人很可憐,社會才會覺得這些人值得幫助。」以低收入戶資格來做為入住的資格申請,使得平宅的管理制度形成充滿矛盾的監視系統,社會局的社工除了協助脫貧與生活支持外,也成為監督者。
「他(社會局)要確認這些人合不合乎資格。合乎資格的時候,這些人受到政府照顧,可是一旦(所得)超越貧窮線,你的福利會大幅縮減。他最終希望脫貧,但貧窮線這麼低,只要超過貧窮線那些福利就不見了,變成這些人一直在這條線上掙扎。這個設計讓許多人停滯在那,因為只要超過這條線,他就什麼都沒有了。」陳怡伶說。
貧窮線又稱為最低生活費,依衛福部公告訂定,各縣市皆不同。以台北市為例,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在1萬7,005元以下,就是低收入戶。申請了低收入戶資格,就可獲得生活補助,每人每月領取救助金額最高到2萬3,800元。
住在平宅的人一旦收入增加,就必須面對低收入戶資格的消失,同時也失去每月繳交600元低廉費用的平宅借住資格,必須在外租屋,面對高房價帶來高租金的房屋市場。也因此,一小部分的平宅借住者往往為了降低政府可查核到的所得,做不用報稅的工作,或者請雇主在帳面上以最低薪資聘用。
台北市社會局長期輔導觀察中發現,平宅住戶一直有脫貧動力缺乏的問題。台北市社會局安康平宅辦公室社工督導黃筠媛說:「要增加租屋支出,他們不見得負擔得起。」一般人若家庭環境的條件改變,會選擇住更好的房子,並想辦法增加收入,但久居平宅的住戶,一旦遇到資格消失,就會盡可能想辦法取回低收入戶資格。
許多平宅住戶往往居至長達10年以上,住得如此久的原因,多為老、病、殘的狀況而難以脫貧。有些住戶能夠脫貧的原因,多為家中孩子長大。黃筠媛說:「我們遇過,因為兒子收入高,對方因此叫兒子減班,減少收入來繼續保有福利資格。還遇過一種是兒子減班不夠,他就辭了代賑工的工作。」擁抱貧窮的標籤來獲得社會福利,這也產生貧窮延伸至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問題。
黃筠媛大學時期曾進入安康平宅社區,花費4年的時間幫此地成長的青少年做生活輔導直到碩士畢業。由於家庭背景殘缺,當地又被貼上汙民化的貧民窟標籤,許多孩子走在偏差邊緣,在學校人際關係不佳被排擠,難以獲得認同,常有強烈無望感。「我們是以大哥哥、大姊姊的方式去帶他們,他們會在我們身上去找認同。」黃筠媛提起一位國中女生。「媽媽精神有一點躁鬱,躁症發作時會因無關緊要的小事對孩子生氣。有一次她晚上9點才來,人很沮喪。問她是不是媽媽打你?就開始掉眼淚。媽媽是莫須有的對她發怒,這對孩子很傷,即便她知道媽媽生病。後來我抱抱她送她回家,讓她感覺有人在引導她。」
安康平宅社工工作室每年舉辦脫貧方案。從105年開始辦理環保公職班,報考門檻只需國中畢業,並有中高齡失業、弱勢身分的報考組,若是考取,一個月薪水4萬元起跳。另有照顧服務員的訓練班,許多平宅住戶長期照顧有身心障礙的家人,在照顧能力上嫻熟,只要到符合長照法資格的訓練機構接受訓練,就能自己接案增加收入,目前安康平宅住戶已有3人考上。
「早期有許多案例擔心一次增加收入導致隔年的福利消失。所以後來修法新增脫貧條款,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脫貧方案,經過輔導成功就業,能以專簽的方式,3年內免記新的所得收入,他能有3年的時間適應,儲備自己的資本來規劃新的生活。」黃筠媛說。
57歲的王秀芝就考取了清潔隊員。她目前正在等待分發,因此仍擔任代賑工的問安員,每天早上固定拜訪13戶以上的安康平宅住戶,許多住戶窩在家中久了都有憂鬱狀況,拜訪時她常試著跟這些鄰居閒聊說笑。她個性樂觀,「雖然很辛苦但還是要笑,把事情想得快樂一點。」
她年輕時在百貨公司當化妝品櫃姐,曾貸款買過一間國宅,但與丈夫結婚後,婆家認為女人不該擁有房產,她只好放棄。然而丈夫家暴,她果斷離婚獨自扶養3個孩子。二兒子有自閉症與癲癇,照顧不容易,對她來說,入住安康平宅對她生活上的支持非常大。
她知道孩子即將長大,搬離平宅的日子也一步步逼近,自己的年紀不容易找工作,所以在社工的幫助下每週認真上課背考古題,練習體試的揹沙包。第一次考80分,沒上,第二次考90分,沒上,最後她以100分的筆試成績考取。雖然即將有穩定的工作,但她對未來仍是憂慮的,畢竟自閉症兒子的照顧是一輩子的事。「如果以後搬離安康平宅,最害怕的,就是很多事情若沒有社工幫忙,我就會不知道該怎麼辦吧。」
對王秀芝來說,重要的或許不是補助金的多寡,而是無助時,能有一個求援的管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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