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、文/鏡週刊
怕水的母親禁止兒子洗澡,於是兒子因臭味在學校被霸凌,長大後一度想過要拋棄母親;一家7口住在6坪大的屋子,大夜班保全的丈夫清晨下班回家,發現久病的太太吞止痛劑自殺;不識字的阿姨,每日服用精神疾病藥物讓自己穩定工作,但陪伴保護她的丈夫,卻在去年車禍過世。
1970年代,政府為扶助弱勢脫離貧窮,興建平價住宅提供低收入戶借住。位於台北市文山區的安康平宅是最大的低收入戶聚落,由於貧窮集聚、社區老舊,讓此處成為幽暗角落,被當地居民稱為貧民窟。
2016年開始,安康平宅開始更新改建為社會住宅,未來將成為興隆社會住宅社區。值此時刻,我們深入安康社區,記錄他們的生命故事。
成為媽媽最驕傲的依靠
家是政府的,但鐵門是私人財產,所以搬家後沒幾天,鐵門就被鄰居拆掉拿去回收賣錢了。
29歲的施繼英是國防醫學院放射科碩士,讀國中時從台北信義區搬到文山區,聽起來像哪個有錢人栽培的孩子,從商業區豪宅搬到文教區別墅。他家是低收入戶,因為原本住的「福德平價住宅」老舊要拆了,所以搬到「安康平價住宅」,他的母親有中度智能障礙,領有中度殘障手冊。
台北市原有5處平價住宅,提供低收入戶居住。福德平宅拆除後,僅存萬華區福民平宅、大安區延吉平宅、北投區大同之家,以及位於文山區木柵興隆路四段的安康平宅。安康平宅曾有1,074戶居住,是台北市最大的低收入戶聚落。
2000年因高房價民怨,政府開始推動社會住宅政策,然而找地不易,安康平宅長年受歧視為貧民窟,毒品交易與暴力鬥毆事件時常發生,因房舍老舊加上土地夠大,成為適合都市更新並改建為社會住宅的目標。2016年開始,陸續拆除改建為興隆社會住宅。2年前,安康平宅停止申請入住,依據社會局安康平宅工作室統計,目前仍有252戶居住,其中身心障礙者90人、獨居老人37人。
生長過程 憤怒自卑
搬到安康平宅時,施繼英第一次憤怒到想把媽媽丟掉。母親沒有一般人的正常認知,認為一包包的漂亮衣服才是最重要的東西,但錢、存摺、印章、證件都當成垃圾留在之前的住處。「我直接指責她:『妳是不要錢?不要妳的身分證了嗎?妳那些破爛的東西,有比妳的存摺來得重要嗎?』」施繼英說。
國中前的生活有繼父幫忙,繼父過世後,施繼英開始自己跑區公所辦低收入戶證明,看了戶籍謄本發現自己是「四男」「從父認領姓」,追查之後,才知道自己是私生子,母親是情婦。5歲時親生父親過世,而母親生他之前有過一段婚姻,跟前夫生了1個女兒,後來母親被前夫拋棄。
成長過程中,他憤怒而自卑。母親怕水,認為浴室的地板跟牆壁只要是濕的,就代表很髒,所以從不洗澡,也禁止他洗澡,只能乾擦。國小時,他怕被打罵無法反抗,1年只洗2次澡。「記得有一次用毛巾擦身體,擦完整個臉盆都是黑的。」在學校,他因為身上臭味常被同學霸凌,曾經被同學把他的臉壓進馬桶裡。「我的同學還把整桶廚餘倒在我頭上。」回到家,母親沒有安慰他,反而對他說,因為有他這個孩子,日子才過得艱難。「我難過好久,我心裡想:『妳是我親生母親耶,還是說,妳其實不是我的親生母親?』」
內心的憤怒,讓他成為染滿一頭金髮的少年,讀高職努力考取許多證照,總被以為是混混,直到大學住校遠離了母親,「我就變得比較正常了。」大學二年級的母親節,他特地帶母親去吃牛排。「我故意穿得西裝筆挺,牽著媽媽的手,服務生親切地招待我媽,我媽也笑得很開心。但這過程又讓我很生氣,我媽媽竟然說:『我不喜歡啦,你帶我吃滷肉飯就好了,吃什麼牛排?』」
畢業脫貧 強制遷出
施繼英曾讀過軍校,但不適應軍中生活又重考,他很努力,知道要翻轉自己的人生,終究需要一個亮眼學歷,私立科大畢業後順利考取碩士。但26歲碩士畢業時,還沒找到正職工作,更遑論拿到第一份薪水,就收到低收入戶資格被註銷的通知。依據《社會救助法》第五之一條,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,所得依基本工資核算。低收入戶家中的孩子一旦畢業,若未繼續讀書,就視為擁有最低起薪23,800元。施繼英與母親在法條中脫貧了,轉為中低收入戶,因此不能再借住安康平宅。
施繼英提起那過程滿是怒氣。「我當下要求緩衝期,社工說依法處理,半威脅地說假設不離開,2個月後社會局將強制把我趕走,後來我去找了民意代表,社會局才跟社工說緩衝半年。」從小到大讀書、生活全靠社會福利補助,自己想有更多零用錢就去酒吧打工,家中沒存款。「我媽媽是一有錢就領出來亂花,買她覺得漂亮的衣服,還會給別人錢,錢拿一拿就不見了,我國中畢業後想幫她管錢還因此吵架。」
母親有囤積症,搬離安康平宅必須先處理滿屋子垃圾,一切都很趕,趕著找工作、住處,他沒有能靜下心思考未來人生怎麼走的奢侈權利。因為有水電工相關證照又有放射科學歷,他到醫院當電機工程師兼個案管理師。採訪時他剛轉職,到另一間醫療機構擔任長照工作站站長,為老人們講解保健知識。
擔心母親 無職退化
租屋是困難的,想租能跟母親各有房間的房子,每月至少要2萬元,又擔心房東知道母親情況拒租。雖然能申請租金補貼,但有些房東不想報稅也會拒租。幸好在圖書館讀書時,熟識的一位阿姨幫忙介紹,才租到2間各4坪大的公寓套房,1個月房租共計1萬5千元。施繼英的母親至今仍不懂為何要搬離安康平宅。採訪這天見到我們,不斷地問我們能不能幫忙,讓她再搬回平宅,她習慣原本的生活方式。
母子二人過去住在安康平宅,凡事都能找社工幫忙,現在一切都要靠自己。施繼英說:「說難聽一點,只要離開安康平宅,社工就不管我們了,也沒有安排轉介,只對我說:『你都這麼大了,你自己有能力照顧媽媽。』」安康平宅改建為興隆社宅,社宅提供3成的居住名額給原安康住戶,但施繼英沒有低收入戶資格,無法申請,只能與母親以一般里民資格抽籤,但沒抽中。社宅有租期,一般人入住最多住6年,弱勢戶可住12年。「就算抽中,也只能住12年。12年後我一樣要面對現在的問題,那時候媽媽更老了,又該怎麼安置她?」施繼英說。
「現在沒有任何補助,只有媽媽的代賑工工作。」施繼英擔心,未來若自己賺更多錢,中低收入戶資格如果被取消,母親就會失去代賑工資格。母親61歲了,再4年就65歲退休。「到那時她會變成完全沒辦法工作的人,她需要藉由工作與接觸人群,才能減緩她的退化。」問施繼英想過在台北買房嗎?他不敢想,唯一的希望只有母親身體健康。
六坪空間養大五個孩子
田舜華想搬進興隆社會住宅,他有5個孩子,一家六口需要更大的空間,但是社宅申請者眾多,較大的房型更是名額有限,申請不到,因此依舊住在安康平宅。安康平宅的房型多為4到6坪,大概3個汽車停車格的大小。
入口處十幾雙鞋,客廳冰箱1台、櫃子3個,加上1張矮桌就幾乎沒有其他空間了。客廳的牆上安裝金屬吊衣桿,全家一年四季的衣物全掛在上頭。空間小不方便煮飯,平日多買便當吃,所以只能站2個人大小的廚房堆了雜物,而窗邊晾著讀國中女兒的內衣。
「問我最大的心願,就是希望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隱私空間吧,特別是最小的女兒。」田舜華說。2個兒子大學畢業開始工作了,為償還就學貸款,省錢沒在外租房。排行第3、第4的兒子仍在讀書。採訪這天,二兒子因為上大夜班仍在睡覺,原本平宅有2間獨立房間,田舜華把隔間的牆拆掉,才得以放3張上下鋪床架,一家人的生活都在床鋪上。
中年轉行 負債妻逝
田舜華58歲,是木柵人,安康平宅社區過去被稱為貧民窟時,他也跟著這樣叫。「結果我搬了進來。那時我當保全,太太又生病,所以申請低收入戶到這邊住,我知道環境複雜,籃球場很多不良少年聚集,有的吸毒,所以要求住離那邊遠一點的地方,讓孩子少接觸,擔心他們去網咖認識不好的人,所以自己學組裝電腦,讓孩子想玩就在家玩。」
他國中畢業後從軍,做到中校,收入1個月5萬元,在1980年算是穩定而優渥。那也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時光,單調的軍人生活因為認識老婆而多采多姿,時常車子開了就去西餐廳吃飯、逛夜市、環島旅遊。
36歲退伍,中年轉業沒特殊專長,看報紙發現很難找工作。那時他想買一間大房子讓全家人住,但1990年之前的房市飆漲,他買不起,於是把退休俸解約,拿200萬元跟朋友一起投資土地仲介。「如果成功賺到錢的話,房子什麼的就都有了。」然而2000年房市泡沫化,建商跳票倒閉潮,他的錢賠光了,於是開計程車維生,因家中孩子多、開銷大,使用信用卡付生活開支又成了2005年卡債風暴的卡奴。轉作保全之後,他看房仲建案廣告往往是1、2千萬元的金額,他已不可能買得起。
太太7年前過世。「我太太到最後,一般止痛藥跟鎮定針劑對她都無效了,需要用口服嗎啡止痛劑才能緩解。」太太無法自然產,剖腹生孩子,開刀5次後,身體開始多病,陸續因甲狀腺、盲腸炎、膽管結石堵塞、腹壁疝氣而開刀,後來到電子公司餐廳當廚工,因抬重物造成椎間盤突出,劇痛無法工作,為根治又開了3次刀,但手術都失敗。
再度失業 當代賑工
回憶時,田舜華語調淡淡的,小女兒在床上睡覺,或許怕孩子傷心,他的語調也顯得小聲。那天早上他保全大夜班下班,買了三明治回家準備叫孩子們起床上學。「我太太食欲不好,喜歡喝青草茶,進門的時候聞到很濃郁的青草茶味道,開燈發現的時候,已經來不及了。」太太一次服下1個月分量的嗎啡止痛劑自殺。田舜華歉疚地說,太太因久病變得沉默寡言,他後來才覺得可能是憂鬱症。「再1個月就她生日,再3天就是中秋節。那個場景我一直記得,揮之不去,畢竟是一生所愛。」
他運氣真差。太太過世後,他在政府機關的保全工作因為單位裁撤而失業。為了照顧孩子當社會局代賑工,時薪158元,早上8點半清掃安康平宅社區,中午12點半下班。他拿出一本相簿,裡頭有年輕時他幫太太拍的照片,太太總是像個時裝模特兒那樣擺pose。另有一張全家福,一家七口穿上星座T恤拍照,那是這個家庭曾經幸福快樂的時候。田舜華的盼望很簡單:「小孩能順利長大,家人平安是最大的財富了。」有些夢想他不好意思說出口,他的床鋪上,靜靜地放著幾張六合彩簽單。
患精神病無力擺脫現況
平價住宅提供借住的目的,是幫助住戶脫離貧窮,能脫貧的例子多為單親家庭或孩子多的家庭,當孩子長大有了工作能力,家庭的貧困就能翻轉。而難以脫貧的低收入戶多為老病殘,例如身心障礙者、精神障礙者、獨居老人,許多身障與精障混合的家庭更是不易脫貧。
阿慧(化名)的兒子在清潔隊工作,兒子胸口有一個巨大的傷疤。聽我們問起,阿慧難過地說,因為精神疾病,懷孕時也吃藥,兒子因此出生後心臟必須開刀才能活下來。她拿出一大包藥袋,裡頭有:離憂、利他能、必博寧。
她是北港人,婚後跟著丈夫來到台北,丈夫因工廠意外被機器剪斷右手4根指頭而殘障,2人都不容易找工作,因此成為低收入戶。去年丈夫出車禍傷了腦,放棄急救後過世,做了器官捐贈。那時她無力負擔10萬元喪葬費,全靠教會與社會局幫忙負擔。
常被歧視 懷念丈夫
阿慧一邊抱怨丈夫喝酒會發酒瘋、亂摔盤子,讓她覺得每晚都很煩,一邊又說丈夫還在的時候,每天會陪著她早上8點到菜市場當清潔工做到下午3點。阿慧知道自己常被歧視,看到別人嘲笑或輕蔑的眼神,最讓她覺得不開心。「所以我的丈夫會保護我啦,像在市場做清潔工,薪水跟獎金也是由他幫我爭取。」
家中雜亂,滿是蟑螂味,小蟑螂甚至爬到天花板上被蜘蛛網纏住,客廳放著老鼠籠,但沒抓到老鼠,誘餌反而引來螞蟻。阿慧知道要打掃,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打掃,每天晚上8點我就服安眠藥睡覺,早上5點起床。」
她沒手機,也沒拍過照,就連旅遊也只有一次,是跟丈夫、兒子去深坑玩。她笑說買衣服很開心,我們以為是她買了漂亮衣服,但卻是兒子買衣服穿,讓她覺得很開心。家中放著一輛昂貴的高級腳踏車,「我老公過世之前,一直叫我兒子去交一個女朋友,生一個孫子給他抱,後來兒子去買了這輛腳踏車。」問她有丈夫照片嗎?她從皮包中拿出丈夫的身分證,那是她僅有的丈夫照片。客廳櫃子上放著一台薄型的銀色數位相機,「那是撿來的,已經壞掉了。」拍一張照片是她小小的夢想。
阿慧不識字,所以採訪時拿了一封信詢問我們內容,那是器捐中心感謝函,詢問是否同意在年曆上刊登丈夫名字?聽完,她顯得很難過,一雙眼就要哭出來,「我老公被刀割開身體拿內臟,不知道會不會很痛?應該很痛吧?」我們連忙安慰她,人已沒有意識,不會痛的,而且遺愛人間會上天堂。阿慧聽了很高興,露出單純而善良的笑容,「我也想上天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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