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當前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仍大，但金融風險也大，建案一個個推 。（示意圖／CFP，下同）
中央社
中國人不會為了言論自由上街，但在維護房產這件事上，不管是體面的中產還是種田的農民都會奮不顧身；剛過去的2020年，買到爛尾房和被強拆的人向記者分享他們的抗爭故事。
卓先生在上海一處園區擔任總經理，比起多數中國人稱得上是中上收入階層。2018年9月，他跟著上百人到江蘇蘇州的某區政府拉布條抗議，原因是自己2016年買的預售屋，到了2018年交屋時間還沒有蓋完，他和其他業主便組成微信群研商如何爭取權益。
「那是我第一次上街（抗議）」，卓先生告訴《中央社》記者，儘管他們在微信群的交流很小心，但仍被警方掌握訊息。頭一次上街的晚上，警察就敲他房門了，「說我還是個（中共）黨員，怎麼可以這樣做。」
到了2019年初，卓先生抗議申冤的對象升級為江蘇省信訪辦，成為帶頭者之一，還撂下話：「若不處理，繼續到北京上訪。」
在卓先生兩年的抗爭經歷中，很幸運沒有遭遇到不文明對待，「警察來了，就是要求我們不要鬧。」政府方面也有誠意協助解決問題，「但不允許我們找媒體，發抖音（影音平台）。」至於抗爭給他的歷練，則是「敢於和大領導拍桌」。
不過卓先生坦言，不同城市政府在應對抗爭方面做法差異很大，有些抗議現場和警方衝突後就會有多人被抓。
這樣的故事並非特例。微信公眾號「每日人物」去年10月底一篇「中產『別墅夢』的破碎時刻」，就報導了北京一些30、40歲的中產人士，他們在所處領域足夠優秀，也相信自己可以匹配更好的生活，於是賣掉兩代人的房產換取郊區別墅，別墅價格約在人民幣1600萬元（約新台幣6960萬元）左右。
沒想到建案爛尾，這些業主繼續瞞著家裡的長輩，騙他們房子還在蓋，同時只能延長在外租屋的時間，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。
報導中，當事人可以理性克制地講述豪宅爛尾的經歷，但是談到維護權益過程中，開發商在電話裡恐嚇、髒話不斷，女業主情緒失控說：「大家都是有頭有臉的人，也都在很好的單位工作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人生會要經歷這樣的事情。」
卓先生的故事算是有圓滿的結局，在政府監督下，屋主的預付款交入政府指定的帳戶，再由政府找施工方完成建設。他在去年7月拿到新成屋，並在10月轉手賣出，比起4年多前的入手價，還賺了約50%。
從一開始，卓先生就沒打算走司法途徑。他們深信「告贏了也拿不回錢」，寧願更務實的想方設法讓建案能先蓋完再說。
在他看來，抗爭能否有好結果，「真不取決於你鬧得有多兇」，以他的例子來看，主要是該建案就在當地市政府附近，抗爭太頻繁政府有壓力；此外因為地段好，所以建案完成一定能脫手，政府、開發商都有動力去解決。但當地其他的爛尾樓則不一定能有好結局。
相較於卓先生，上海郊區家園被強拆而抗爭的張女士就沒有那麼幸運了。
她指著自己在2016年被不明人士毆打住院的照片，控訴自己的家園遭到鎮政府僱請的人員強拆、隨意變賣她所養的雞鴨豬隻等，並出示2018年7月奉賢區法院的行政判決書，判決書也指金匯鎮政府強拆是行政行為違法。
但是，當張女士的先生2019年向金匯鎮政府提出申請賠償，鎮政府卻提出2012年雙方早有協議，所以不予國家賠償。張女士堅稱所謂的協議書上，其丈夫的簽字是合成的，鑑定機構則未對此作出定論。
維護房產不容易。有些上訪者會利用每年3月中國開年度「兩會」期間陳情，今年由於疫情阻隔，外地人入北京更為不易。張女士說，也許會改成致信給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方式。
強拆爭議一直都存在。上觀新聞報導，今年1月18日，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庹繼光在學校墜樓身亡，他去年10月曾檢舉一名官員濫用職權，暴力拆遷公民合法房產，此後他日漸憂鬱。
庹繼光做過記者、有律師資格，其妻說，丈夫生前對房屋被拆遷很沮喪，認為「學法律、學新聞，但救不了自己。」
當前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仍大，但金融風險也大，建案一個個推，有關強拆、爛尾等新聞層出不窮，這也意味著維護房權這條漫漫長路上，還會不斷有新人加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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